
2017年,人类学家项飙和《单读》主编吴琦坐下来,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谈话。彼时没人能预料到,这场对话结集出版,会成为一代年轻人重新思考谈论自我、认识社会的方式。
五年过去,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AI的冲击、“内卷”的加剧、共同焦虑的蔓延——而这场谈话没有停止。2026年7月,《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五周年增订版推出,新增五万字全新对谈,从中国北京到德国哈勒,两位作者重返“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个命题,回访它激起的讨论、误读与实践。

项飙在这本书里完整地梳理了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从童年、北大求学,到“浙江村”的研究,再到牛津、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的工作与生活。他不回避困惑,不掩饰焦虑,把自己当作一个样本,坦诚地拆解开来。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田野,通过理解自身来理解所处的社会环境。
这本书保留了谈话的流动状态。读的时候,像坐在他们旁边,听两人一问一答,用最日常的语言讨论那些困扰你很久的事情——年轻人的迷茫、个人危机、爱情与关系、大学与教育、阶层流动。没有晦涩的学术词,项飙提出的“附近”“悬浮”“内卷”,有具体的画面,又能拓展到不同境遇——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概念能真正进入一代年轻人的日常语言。
他讲“附近的消失”——我们每天接触不同的快递员、外卖员,却可能连对门邻居都不认识;在地铁里遇见的陌生人比一百年前一个人一生遇见的都多,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稀薄。他讲“悬浮”——像蜂鸟不断振翅才能停在半空,忙忙碌碌却始终无法扎根。他讲“内卷”——系统批量生产着焦虑和恐慌。
五年过去,这些词从学术概念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日常注脚。但概念一旦流行,也容易被简化、被误读。吴琦在增订版前言中坦言,这本书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讨论后,“从一种思考方式,逐渐被许多人理解成一种方法论,也会偶尔走向对话精神的反面”。增订版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简单的加印,而是一次诚恳的反思。新增的五万字访谈,回应了这些年读者的实践与误读,不仅反思“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启发与局限,也在新的现实处境中重新讨论曾经提出的解读框架。它继续追问那个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当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我们还能如何将自己置于世界之中,又如何保持提问、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作家淡豹说,六年来许多年轻读者在心里“和项飙谈话”,“找解释,找个人能为解释提供的意义,找理解方式,找能说得通话的朋友……在实践中,它从社会科学方法之书,变成了办法之书,有时是答案之书”。 这大概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最珍贵的地方,它不给你标准答案,它邀请你参与一场对话。
项飙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坦诚。他愿意暴露自己过往的挣扎——二十多岁时在北京做“浙江村”研究,白天为看到的新东西兴奋,晚上却因找不到理论模型而苦恼;三十岁在牛津做博士,英文不好、理论储备不够,被教授震怒;做印度IT从业者研究时睡在有蟑螂的地板上。但他没有完全向系统妥协。他身上始终有乡野气息,不想被精致的理论束缚。正如吴琦所说,“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
增订版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在微小的行动里找回生活的主动权,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认识不断变动的自我。”
这不是一本答案之书。它更像一份邀请——邀请你回到自己的经验里,从身边事开始发问,厘清焦虑的来路,抵抗信息的淹没,在变动中重建意义和行动的方向。以下内容,摘自《把自己作为方法(增订版)》,作者项飙 / 吴琦。
作者: 项飙 / 吴琦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单读
2018—2020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2020—2025
项飙与吴琦的谈话还在继续,从北京出发,到德国哈勒,回应与反思《把自己作为方法》出版后的各方声音,兼谈附近、内卷、共同焦虑等议题的新进展,并追问,在日渐收缩的社会阶段,如何应对,与谁对话,还有怎样的研究与行动空间。
起点曾在这里
今后更是这样
2017年,我和丹妮找到项飙老师,讨论做一次长期访谈的设想,并很快达成共识,着手开始。三年后,谈话的成果出版,获得出乎意料的回响。从结果看,这是一本成功的书,甚至有同行从营销的角度认定,它还可以更成功。但作为这个项目的作者之一,也出于对文化行业的了解,在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偶然与意外的体会更深。
在当时的语境里,这本书是一个非常规的选题。两个人的漫谈,并不是常见的体例,成书的形式要从头摸索,从文字的语感到编辑方针,最后到书的封面设计,都不想落入某种特定类型而希望做出“例外”的样子。如今想来,它能突破各种规范最终问世,不仅是作者的幸运,也是环境使然。别样的尝试、对过往的反思、对单一的主流叙事的批判,那时仍有空间。此后的几年,我们都见证了,社会情势是如何走向了它们的反面。
首版五年后—— 如果从2017年算,其实快过去十年—— 在我们考虑修订这本书时,首先做的就是回望和标记当时的起点。作为那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它试图展开对话的对象和此后激起的各方讨论之间,它寄望通过学术研究与文化工作的协作来推动的改变和时代命题结构性的更迭之间,产生了许多张力和错位,值得新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回望是再一次的自省,而不仅是纪念。
一开始当我们说“把自己作为方法”,不论在个人还是分析的层面上,背后的动力都首先来自一种边缘感。我们感受着各自行业内部的困境和壁垒,也共情于周遭在“上行”的旋涡里挣扎的人、在社会阶梯中遭遇阻碍甚至被阻止的人、被经济发展换算为代价的人、秩序里的异类、被限定而不是被解放的青年等等,于是才想问,何以至此?非此不可吗?项飙老师自8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历,在这里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可以展现而非说教,是一种反思式的自我认知,透过自身的不适,看到结构性的症候,进而在模板和指令之外,寻找个性化的发展路径。尽管“方法”两个字天然具有实用的诱惑,但我们期待中的思想工具,本身是在反对各种过于简化的实用性,以及不假思索的成功感,而不是被用来粉饰竞争,甚至继续竞争。
新一轮宏观环境的转向,让这种反对和与之相应的变通更加困难,尤其,当压力层层传导,个体是最末端也是最脆弱的一环。要应对重新动荡的世界,已经是紧迫的任务,还要调动自己给出反弹的力量,更不容易做到。来自过去年代的许多召唤,此刻至多只能作为轻声的安慰,因为形势总是对“我”提出新的挑战。然而,既辩证又无奈的是,所剩不多的行动空间仍在“自我”这里,越是受限就越是如此。当结构难以撼动,个体更需保持灵活,当评价标准趋于固化,内在的支撑体系就尤为重要,当一切都可以成为方法,行动的效用就加倍取决于它的主体。我们的访谈曾花了不少力气,把个人视角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的引线,但个人不仅是客体而已,今天,也许是时候让书名中隐含的主语更有力地浮现。对话、研究和书写,背后固然有更大的关怀在推动,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层面,也是我们走出困顿、自我照顾的基本方式。一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在一些时刻,都会忍不住停下来考虑,如何应对眼前不断变化的现实,如何吞咽内心的不服与热望,并从中找到主动活着的感觉。最新出现的AI(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替代许多技能,但它不可剥夺的正是这种人的质感、活的气息。
在技术的追逐下,学术、出版、传媒业的变革如今都进入了更深的阶段,知识如何介入社会,甚至部分知识是否还能存续,都更成问题了。我们都在相似的隧道中穿行,并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本书作为一次出版实验,本身并不成熟,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很多答案有待再解释,结论也是互动式、开放性的,但它的特殊之处也许就在于愿意敞开这些不够成熟、顺滑的部分,保持一定程度的坦率和天真,说出自己心中的异议,在各种标准答案的诱惑下,仍想冒险试试别的路。这可能不算方法,而更近乎本能,真实的情感和经验,对一个动态的生命历程的理解,是人始终可以尽力把握的部分,也是一场谈话最好的助燃剂。
在增订版中,我们增加了几次后续访谈,聚焦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一主题本身,把这个概念放回读者和作者后来的实践生活,继续做推演。过去我们主要通过它,触及宏大议题的讨论,现在折返回来,继续以它为名分享彼此新近的苦恼。不变的是,我们珍惜这些困惑和怀疑,因为没有问题可能比没有答案更值得警惕,亲身经历过这个周期的人,会更清晰地知道,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可以抹平所有问题。不要停止寻找,自己保有自己身上反思和批判的力量,而不是过早地放弃并选择顺从—— 我们的起点曾在这里,今后更是这样。
吴琦
2026年5月
文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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